天伦

天伦

四四年。

日军即将缴械，还在关东发疯样地企图力挽狂澜——那是黎明前的黑暗。

“轰隆！”房屋陡地一颤，屋顶的土簌簌下落。

她和她的亲人们躲在床底下，那时的她也就八九岁的光景，一个炮落地绽开，地上灰土厚了一层。子弹络绎不绝，她往墙根儿里缩，眼直愣愣扒在对面那坑洞子里。窗太高，也瞧不见外头的天——现在该是亮堂堂的吧，听那动静儿比过年的二踢脚还响，炮筒里打出来的也比那亮的多吧……

她想着二踢脚，忽而忙起过年的那串儿糖石榴，她觉得怪好吃的，就是三十儿那天全漱溜净了。

今年过年再买一根儿，留到初十那天，一天舔一点儿。她想。

她又想了一些啥，就在炮火里闭眼儿了，还梦了个梦，梦里见了那个日本兵……

炎夏。

风从城洞子里穿过去，孩子们在城墙洞子里玩儿，旁边一个站岗的日本兵，一动不动，俨然一棵松。他听见欢笑，稍稍偏头去看那群麻雀一样的孩子。那姿态，更像是被风吹歪了树顶的松柏。

就那么看了一会儿，他便把枪往背后抡一抡，摸到腰上的宽边皮带，上面的两个盒儿，打开，集拢里面的东西，抓在手心里，走向那群天真的小麻雀，手掌一摊开，现出一把糖。

那些糖很精致，都捏成小饺子一样的形状。群鸟围上来，日本兵一只小手里落下两只糖饺，见还剩一只，就填进自己的嘴里，蹲下来默默地嚼。就这么蹲下来，他还是一株树——他成了一丛侧柏，那样矮矮的敦实的。

她也如只乖巧的雀儿，也默默地嚼，看着那个兵眯着眼儿瞧她。

后来，小家雀儿们不知从何学来了句东洋话：“大巴够的心叫心叫。”他们只要不知所云地对那日本兵说一句，就会马上得到那样稀罕的东洋糖饺儿……

掉下的土块儿已经越来越大了，摔在地上散成土渣儿。几粒迸进的沙砾溅在她脸上，把她从梦中惊醒，奶奶忽在震天的炮声里高喊一呼，说正屋已经快不行了，快进厢房里去吧！她朦胧地被小叔拉出来猫着腰往厢房里逃，打着赤脚踩到了什么，掌心一阵刺痛，低头只见一颗火炙的子弹。

一家人奔进了厢房，又找床下躲了起来，她未满月的弟弟突然哭闹起来，她这才想起来似的，抚抚肚子，咂咂唇。两个姑姑说是要找些吃的——只一地炮灰，哪里有吃现成的啊？大家望着那唯一的一口面缸，已被炮轰得四分五裂，面扑了一地。姑姑匍地摸过去，和着尘土收起一捧面，然后就出去上院里挑水。那根槐木往边上一斜，木门就开了，她看见地上横着几具死尸，两个姑姑在那些冰冷的肢体间穿梭着找落脚点……

战火持续了三天三夜，整个小城被炮轰得翻了样儿。大家推开小门走出去——遍地尸体。奶奶叹息着爱在村头耍儿的小黑子的脸上铺一条布。她忽而想起那年，那小黑子才刚上一年级，拖拉着一只书包，裤裆里湿答答，走神的当儿他撞上了个日本兵，那兵一把将他抱起，迎着太阳哈哈大笑。

她终究是没想出日本兵为什么笑，但她知道小黑子是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如果小黑子醒过来，还可以问问他啊……

“大巴够的心叫心叫。”

她坐在我面前叹息一声，眼神杳渺。我仔细盯着她，喃喃道：“奶奶，谢谢你。”


B文

奶奶讲完，我有一阵儿的失身。那失身是为小黑子，为战事，也为那些日本兵。

一直以来都是十分反感日本人的，我看了太多的纪实片，见了太多残暴的日本兵，南京大屠杀，那些猖狂的面孔让我恨得咬牙切齿。但我现在发现，我其实一直都全当日本人是些皮影小人——就像放映那些纪实片的幕布，我只看见他们的一面。

忽然忆起一部电影《斗牛》，黄渤在里面饰演一位村民，他住的村子被日本兵用炮弹轰平，剩下的只有一头“红军牛”陪着他。他好心给邻村的难民牛奶喝，哪知挤的奶太多，牛的乳房都充血肿胀起来。无助中他遇到一个日本兵，便愤从心生，举起刀要往下砍。日本兵恐惧地大叫着，并从怀中抽出一掌照片，高高举给黄渤看，他指指照片上的几个人，用瘪脚的中文给黄渤讲他的孩子。黄渤听后辛酸地哭了，砍刀“咣当”落地。

我有一种奇异的想法——奶奶故事里的日本兵怀里，应该也会揣一张这样的照片，四四方方的，不大，恰好能框起自己和孩子们的脸，他们之间，是那样神似，流动着同样的气息，进入别人的视线时，那气息也会迎面扑上来，感染一颗心房。

也许故事的日本兵也是两位年轻的父亲，他们爱自己的孩子，身在异乡，看见异国的孩子，父爱也会使他们放下枪弹，伸直胳膊认认真真地拥抱一个柔软纤嫩的身体。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——也许他们深爱着家，深爱着国，深爱着中国的孩子，但他们仍不得不抡起冰凉的枪。

他们艰难地以这个身份承受来自异国唾骂，承受思乡的寂寞。我认真地，向他们致敬，向那些同样承载着责任的深深的父爱致敬！

“大巴够的心叫心叫”，这是一个孩子的愿望，而促使父亲完成这个心愿的力量，正是父爱，正是天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