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了锁的故事
久安
（一）
城市上空的云，空茫得没有边际，这多像一个作家灵感泛滥时无边无际的想象力。如同分叉的树枝一样的v字形路灯比那排行道树高出好几倍，立在街边，两盏灯暗暗地孕育着寂寞。我一个人走在烈日当头的大夏天的午后，街角商店里的电视机里传来谁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。
这是前一秒的事，也是萦绕了整整三年的悲怆感。一个人这么多年却从不觉得孤独寂寞，那些悲怆也都是作品里生生不息的力量。可能是因为知道自己身后总屹立不倒着一些什么。
我有一个妹妹，妹妹还有一个弟弟。父亲、母亲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我离开了三年的小村庄里。我猜，那是一段对于他们来说静止如一潭死水的岁月；于我，却一直流淌在血管的每一个间隙。我可以想象得出山里的日升月落，鸡鸣狗叫，可以感受得到河水的流速，风的方向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从来不孤独寂寞。
这一秒，在开往家乡的列车窗口前等待。漂泊的旅人，推一身行李，频频回头于心里的那个地方。而我却是归心似箭。手里攥着妹妹的信，信里只有一行字：
“父亲原谅你了，回来吧。”
原谅这个词总还是让人觉得居高临下，而我却愿意攥着这句话，也原谅他。
选了靠窗的位子，窗外的苍茫让我可以驰骋在任何一种想象里。脚底似乎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铁轨的震动，就像这些年一直动荡的日子。
（二）
弟弟的哭声似乎还能日夜在脑海中回放，每当我伸手去触摸那一段记忆的时候。
九年前，弟弟出世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。那时我爱给村里人讲故事，远的近的，老的少的，这是听故事的人，也是故事中的人。于是，弟弟就成了我第一个故事里的主角。从他的哭声讲起，从母亲当年分娩时的痛苦讲起，从一家人乐开了怀讲起，一直讲到他长大后成为作家。
每个人都知道这故事里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。真的那几分全加到了他们自己家里去，埋入柴米油盐中；假的那几分只得加到美好的幻想里，在每个夜里熟睡后嘴角弯起的弧度里荡漾开来。
我也是这样。
所以听故事的人的心情和讲故事人的心情大概是会有共鸣的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以为是这村庄太小，在同一座山里，被同一片水域滋养，每天走同一段路，自然会萌生一样的烦恼和梦想。我哪里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体验可以大到没有边际。
我还讲过一头黄牛在田里喝水被主人宰了的故事，一只野花猫上山捉老虎的故事。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童年里没有逻辑的想象力。然而我记得我说的最动人的故事是这样一个：
那天田埂上的风轻拂着每一片麦子。村里的人都弯着大刀，割下了那一簇簇金黄得有些诱人的东西。麦浪一点点消退，人变得高大。这样的时候没有像电视里那样有个歌声作为背景音乐，只有我说的故事。我说，二毛子回到故乡，看到这蜿蜒的山脉，曲折的河流，流了一地的眼泪，最后和这故乡的山河融为一体了。乡亲们只是笑。笑声却比我的故事生动得多了。婶婶当时正在我母亲旁边，凑近了上去说：“这孩子想什么呢!”父亲在一旁听到了，脸沉了好一会儿，头低到没赶完的麦浪里。弟弟在妹妹怀里，哭了起来，和着吹过田埂的风。母亲上去哄着，父亲的脸似乎沉得让他一直低着头，等这麦浪真的消退，我也没看到他的表情。
和故乡的山河融为一体。我看着火车外的荒郊野岭，感觉可以在任何一秒融入这样的颓败里。故乡山河早已在心底最深处了，和故事里的二毛子一样。当初他们在笑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
（三）
六年前，我以为识的字已经够多了。便用学校发的作业本开始写故事。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仍然是弟弟的故事。故事里他没有成为作家。父亲和母亲甚是满意。
那些纸都藏在我上了锁的柜子里。这样，那么多的故事都在岁月长河里积淀着，怕是不会浮出水面了。自然也没有乡亲们的笑声，弟弟的哭声，以及父亲沉郁着低下头的叹息。
后来妹妹大了。渐渐地与我亲近起来，时日久了也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了。弟弟虽不哭闹了，却总吵闹。每次父亲见到弟弟那么不让人省心，遭殃的往往是我。那次，确乎是父亲沉郁已久的第一次爆发。
那天父亲从学校刚开完家长会回来。不知道是不是老师们和他说了什么。数学又考了全班倒数的事情我一直没敢告诉他。他回来后又是沉了好久的脸也不和我说话。晚饭的时候，暗黄的灯光弱弱的亮着，还有些抖动。看着弟弟手拿勺子不稳的双手正把饭颤颤巍巍地送到嘴里。我还在担心他会不会把饭送到鼻孔里。突然，满勺子的饭全部滚在地上。他正准备溜下去捡起，胳膊肘一拐却又不小心打翻了碗。清脆刺耳的瓷器碎裂的声音打破了这无底洞般的寂静。母亲连忙起身去拿扫帚。回来后就听到父亲说：
“和你哥一样没出息！”他气得站了起来，甩开了手边的筷子。弟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妹妹瞪大了眼睛看了我一眼又战战兢兢地把头缩了回去。母亲放下手里的扫帚，看着父亲，欲言又止。
“整天在家里埋头写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！我买那些本子回来不是给你写没用的东西的！”
我什么也没说。那时候不懂叛逆，只